1、内山教授从考试科目设置及其历史嬗变入手分析，认为恰与进士科的三项考试项目——“帖经”“墨义”“经义”(学者型)、“策论”(官僚型)、“诗赋”(诗人型)相对应，北宋中后期出现官僚、学者和诗人“三位一体的知识人”群体并不是偶然的。

2、宋代文学研究的善知识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对内山教授而言，可谓家学有渊源。

3、其次从出版物考察宋末元初文学语言的总貌，认为民间出版的大量通俗诗歌和诗学书籍，表明阅读和使用文言的人群增加。

4、又因为科举起家的共同经历，士大夫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比较一致，基于此形成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士大夫的诗歌观念和创作姿态，苏轼前后间隔十五年两次在杭州的诗歌写作就体现了这一点。

5、在科举体制造成士阶层分化的背景下，杨万里首先动摇了传统观念，以民间出版业的成熟为基础，促成了诗人的自觉与身份独立。

6、作为媒体中介的出版者取得了对作者的主导权，这是从未有过的新型关系。

7、内山教授并非就苏轼论苏轼，而是把苏轼与周围同时代士大夫及其文学创作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

8、另一方面注重文学受容传播的社会活动过程，包括诗歌在人际和代际传承的形式，引发的各种接受阐释。

9、25年，内山教授所著《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被王水照先生收入他主编的《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而译介至中国，此后其研究活动与成果一直深受我国学人瞩目和重视。

10、切磋琢磨，和而不同，君子所乐。

11、遵杨绛先生之命，王水照先生为序云：“这部译本所体现的创造性劳动，我以为已可优入‘钱学’”之林”(《祝〈宋诗选注〉走出国门——〈宋诗选注〉日译本序》，《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华书局20年)。

12、进入印刷时代以后，如果诗集在诗人生前没有刊行，作品的受容反馈也不会影响诗人的写作。

13、这意味着晚宋最后几十年，在士大夫主导的文坛之外，出现了基于商业出版能力的民间书商的权威。

14、其时读书会成员已在着手将《宋诗选注》译成日文。

15、内山教授研究宋代文学从苏轼入手，又是较早关注晚宋诗歌的学者之一。

16、以江湖派研究为契机，或许可以尝试构建一个“近世诗”的概念框架和价值标准，进而构建一种更完善的文学史观。

17、内山教授自言其研究以内藤湖南的“近世说”为指导原则，由此展开对宋代文学近世特征及其动因和嬗变过程的考察，可谓纲举目张。

18、诗人意识自觉与其生前编刊诗集的行为相表里。

19、”而在崇尚复古的“下降文学史观”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进步史观”共同作用下，晚宋诗歌以及宋代以后的文言诗歌遭到轻视，元明清文学研究偏重白话文学。

20、内山教授由此切入：观察从写本变为版本的宋代，知识人的意识会因为版本的普及发生何种变化，因此产生何种文化现象。

21、从北宋末开始出现民间诗人、闺阁诗人，到晚宋出现以书商陈起为中心的非士大夫诗人群体，元初月泉吟社更显示广泛的民间诗人存在。

22、【直播黑芒经典语录】如果以拥有诗集作为起点，将其印刷出版可以说是诗人向社会表明身份的最大限度了。

23、在这个发展趋势中，内山教授特别注意作者对诗歌的意识，作者对读者的觉知与反应，作者对诗集刊印的态度，以及士大夫的诗歌观念等各方面的变化，论述逐层展开并递进深入，最终揭示出：诗人编刊自撰诗集的意识和行为变化过程与媒体环境相适应。

24、内山教授首先从创作主体方面观察。

25、内山教授前期潜心于以苏轼为中心的北宋士大夫文学，近年转向关注南宋“江湖派”诗人以及相关问题。

26、》，内山精也著，研文出版，20年出版，656页，1296日元士大夫与诗人，从庙堂到江湖如果把宋代学术比作气象万千的高山，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士大夫及其文学创作好像峰顶的云蒸霞蔚、奇木名花，人所歆羡。

27、写本时代，诗歌作者意识很单纯，只专注于其产品。

28、最后聚焦到“晚唐体”诗。

29、《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内山精也著，朱刚、张淘、刘静、益西拉姆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7年8月出版，3页，3元《宋诗惑问：宋诗は“近世”を表象するか。

30、“士大夫”是内山教授研究苏轼和宋代诗歌的关键词。

31、而有诗集流传者更易于获得诗歌史地位，这些晚宋小诗人也因此幸运地为今人所知。

32、基于这些研究形成对宋代社会与文学的总体把握。

33、更具体地说，是观察刻书业的发展对居于传统文学中心的诗歌会从哪些方面产生影响,诗歌会表现出怎样的“近世化现象”。

34、苏轼的“乌台诗案”表明民间出版业开始介入士大夫的文学创作，发展到陈起选刊“江湖小集”，可以说是民间出版业的高光时刻。

35、而江湖派及其诗歌应该如何评价，其实是一个开放性问题。

36、从政治层面看，宋代以进士及第者为中心的“士大夫”阶层取代六朝以降的门阀士族，成为政治决策和文化创造的主体，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唐宋转型”的一大成果，也是确认宋代为“近世”的主要依据之一。

37、例如研究苏黄情谊、苏轼慕陶和陶诗的同时，又考察黄庭坚与王安石的诗学传承关系、郭祥正对李白的认同及和李诗，其间形成一种镜像对照。

38、诗人如果生前刊行自撰诗集，在家刻和官刻的情形中，作者仍然拥有主导权。

39、解牛之刀：宋代“近世说”与媒体变革对文学史的研究应有关切和预设。

40、访问中国的大学时，也利用讲演的机会阐述理念，寻求讨论。

41、反过来，这也是从文化、文学方面对宋代“近世说”的检验和证明。

42、从中可窥知文学与商业出版结合带来的变化趋势，即：诗人脱离士大夫意识形态，成为依靠写作能力生存的独立人群。

43、通观内山教授宋代文学研究的师友渊源、方法成就，可谓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

44、近世是与“近代”(Modern)相连的具有“近代特质”的胚胎时代，进入“近世”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将发生结构性的整体变动，而平民力量的“抬头”则是“宋代近世说”的重要指标之一(参《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卷《中国近世史》第一章，筑摩书房1997年)。

45、“宋代诗文研究会”翻译《宋诗选注》的工作持续到24年，译文先连载于会刊《橄榄》，最后结集为日译本《宋诗选注》四卷，由平凡社和东洋文库刊行(24-25)。

46、松浦先生对中日古典诗歌的造诣精深，成就举世公认，尤其关于唐诗和李白的论述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耳熟能详。

47、从1996年开始一共举办过十五次“宋代文学研究谈话会”，遍请日本和中国的宋代学术大家名宿与新秀登坛说法。

48、内山教授的苏轼研究并不局限于苏轼，对晚宋“江湖派”的关注也是从“近世化”的大视野出发，考察“非士大夫知识人”、文学与出版业的关系、文学语言的嬗变等方面，“趋于对时代的总体把握”(《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七十一集《学界展望》，〔日〕大木康等)。

49、海外汉学家则由于时空和社会背景的对照差异，再参以社会——文化学的视野和思路，对历史进程中新异因素和关键转折的出现更加敏感，往往单刀直入，切中肯綮，内山教授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一优长。

50、而山脚下阴翳中那斑斓错综、复杂勾连又不起眼的灌木草丛，就如同晚宋文学的样态。

51、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熊海英日本早稻田大学教育与综合科学学术院教授内山精也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宋代文学研究，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

52、大概有一点是确定的：传媒革命发生时，人们都感觉与经典时代渐行渐远。

53、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依据内藤时代观，把宋末江湖诗人视为“贯穿元明清时期，主要由民间作者来承担的文学的先驱”(《宋元明诗概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2年)，因此内山教授关注宋末江湖诗人的存在，视其为“中国近世诗”之萌芽，试图从这一立场出发重新检证吉川氏的说法，同时也从诗歌方面证明内藤氏的命题。

54、尤其是内藤命题向思想史、文艺史领域延伸时，“士大夫”作为创造主体的地位就尤其显著。

55、“江湖诸集”的流传进而又影响后世对晚宋诗人和诗风的印象。

56、内山教授又特别重视同人间的学术交流，仅就晚宋江湖诗人的研究而言，他一面召集东京都及周边学者组成“江湖派研究会”，还数次召开国际研讨会，广邀国内外学者讨论相关议题，并将研究论文刊载于会刊《江湖派研究》。

57、不过，具体到两宋三百年内、以及文化文学领域，近世转型的进程却又是如何展开，从何体现的呢。

58、以进士及第者为中心的“士大夫”阶层形成，并成为担当政治、法律、经济决策和文化写作的主体，可以说宋代已进入成熟的“科举社会”。

59、研究王安石《明妃曲》在当时与后世的受容，则与苏轼的“诗案”相映衬，凸显北宋中后期言论环境恶化和传媒变革对士大夫文学发展的影响。

60、在苏轼研究的部分，内山教授有其独特经验。